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后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yuǎn)甚。”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jīng)》是斷?！鐣鴱s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p>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圣人作經(jīng)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dāng)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圣人述《六經(jīng)》，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蛞蛉苏垎?，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
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dǎo)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p> 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鬃觿h《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shù)篇，豈更無一事，而
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后儒卻只要添上?！?p>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風(fēng)氣益開，文采日勝，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shè)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yè)，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fù)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p> 到了周朝末年，要想恢復(fù)夏朝、商朝的風(fēng)俗已經(jīng)不可能了，更何況回到伏羲、黃帝之世呢？
【一】
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xué)術(shù)。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yè)。后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shù)?！?p> 出于功利的心態(tài)來治理，那就是春秋五霸的事業(yè)了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復(fù)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fù)矣?！?p>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jīng)。事即道，道即事?！洞呵铩芬嘟?jīng)，《五經(jīng)》亦史。
又曰：“《五經(jīng)》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xùn)戒。善可為訓(xùn)者，特存其跡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p> 愛曰：“存其跡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將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經(jīng)，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p> 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于《詩》而不刪《鄭》《衛(wèi)》？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chuàng)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鬃釉疲骸培嵚暎嵚曇??！衷唬骸異亨嵚曋畞y雅樂也。’‘鄭衛(wèi)之音，亡國之音也?！耸强组T家法?？鬃铀ㄈ倨运^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xiāng)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fēng)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dǎo)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dāng)?shù)。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chuàng)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朱熹說保留壞的，可以讓人引以為戒，只是因此事沒法解釋清楚，生拉硬扯這么說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