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今年看來是個豐年了，為什么大家還面有憂色呢？”蘇軾走到一位老農(nóng)身邊問。
“您是外鄉(xiāng)人吧？您有所不知，豐年不如兇年好?。 崩限r(nóng)說。
“老人家給我詳細講一講吧！”蘇軾一邊幫老農(nóng)除草，一邊請他細說。
老農(nóng)告訴他，兇年雖是天災(zāi)難熬，只要節(jié)衣縮食，還能將就糊口。豐年雖然會多打糧食，因為要繳納歷年“積欠”，官吏上門，稍有不滿就會枷棒在身，暴力威逼。這樣，農(nóng)民反而活不下去。
老農(nóng)說到傷心處，和周圍的農(nóng)戶一起淚如雨下；蘇軾聽到動情處，也是汪汪兩行淚。
對于民間積欠問題，蘇東坡歷來重視，從初仕鳳翔到以后所任數(shù)郡州官，他都不遺余力地向朝廷上書要求免除，這次蘇軾更是感同身受。
一到揚州，蘇軾就請求朝廷暫時停止催欠，奮筆疾書，寫下了《記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yīng)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請求朝廷“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飽之樂。”
狀文寫好后，他擔心延誤時間，立即命吏卒策馬上路，晝夜兼程，送往京城，當時執(zhí)政大臣以邊陲用兵，國家財政緊缺為由，不同意免除“積欠”。
沒多久，揚州附近的幾個州瘟疫開始蔓延，有的地方死人不少。
蘇軾面對現(xiàn)實，心情越加沉重，他不顧政治上可能帶來的影響，再次上書說：“”臣訪問浙西，饑疫大作，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糧無種，有種無牛。殍死之余，人為鬼臘?！边@篇《再論積欠六事四事札子》揭露了當時農(nóng)民生活的悲慘狀況。
一直到七月，皇帝詔書終于傳來：“不論新舊，各種積欠一律寬免一年”。
蘇軾為民請命終于取得成功。雖說各種積欠并沒有免除，只是放寬期限一年，但老百姓也可以喘一口氣了。消息在揚州傳開后，老百姓奔走相告，喜形于色。
陶淵明有飲酒二十首，在揚州，蘇軾也嘗試與古賢對話，作《和陶飲酒二十首》，有一首說“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本陀涗浟舜耸?。
漕運，就是通過古運河，每年把南方的糧食運到北方，這是一種政治運輸。供應(yīng)京城和軍隊所需，運送一次往返要幾個月甚至一年，運到北方，賣出價有時比收購價還低。這是政府高成本的運輸。
原來漕運的船工可順便搭載私貨，以補充自己的生活的不足。后來，朝廷下令嚴禁載私貨。這樣，漕運船工生活貧困，就偷盜所送的官家物資充饑。結(jié)果損失慘重。船夫因貨款虧欠每年被辦罪的也很多，但還是解決不少問題，于公于私多不利。
蘇東坡在痛心之余，仍在努力想出一個折中的辦法來解決漕運困境，經(jīng)過深思熟慮之后，東坡向朝廷建議，允許船工適當帶點南方的土特產(chǎn)品到北方販賣，這樣船工生活有保障了，減少漕運損失，朝廷同意了。
從此，船工以官船為家，安居樂業(yè)，責(zé)任心也強了，蘇東坡實事求是為民著想，贏得百姓的廣泛稱贊。
蘇東坡出知揚州，時值芍藥盛開，當時任揚州通判的晁補元正準備舉辦一年一度的“萬花會”，其用意是對蘇東坡這位文壇泰斗表示歡迎，同時也讓新任太守借“萬花會”露面，與民同樂。
可蘇東坡卻不這樣想，地方的父母官應(yīng)當與老百姓憂樂相通，眼下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過，官府的陳前積欠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在這種情況下，為官者怎能只顧自己尋歡作樂呢？
蘇東坡長期在多個地方為官，深知民間疾苦。
洛陽牡丹有名，每年春舉辦“牡丹花會”，賞花作樂。揚州芍藥有名，前任太守蔡京在揚州期間，“引進”洛陽辦牡丹萬花會的做法，每年用十萬枝芍藥花辦起了蔚為壯觀的芍藥“萬花會”，邀請豪紳僚屬宴集賞玩，舉目皆花。
可漸漸地，花會變味了，花會已經(jīng)滋生腐敗了，勞民傷財，得不償失。而有的官吏緣此為奸，借這名義剝削老百姓，蘇東坡說：“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朵，吏緣為奸，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煞風(fēng)景，免造業(yè)也?！?p> 消息傳到蔡京耳朵里，蔡京卻不高興了。
蘇軾毫不理會，再對揚州官員說：“今后無論誰來做官，一律不許搞萬花會。”
官吏們相顧無言，唯有點頭諾諾。蘇軾再次受到老百姓的歡迎，深得民心，至今被傳為佳話。
高太后主持朝政的元更化時期，蘇軾被起用為端明殿學(xué)士兼侍讀學(xué)士。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帝親政，新黨重新上臺，元諸臣相繼獲罪。盡管蘇軾曾前后為哲宗“侍讀”五年，但仍被哲宗視舊黨、后黨，遭到冷眼。于是，蘇軾不得不再度請求外放。哲宗帝降旨，令其知“重難邊郡”定州。
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州市，是當時北鄰契丹的軍事重鎮(zhèn)。蘇軾身為朝廷要員，出守邊遠重鎮(zhèn)，理應(yīng)陛辭，但哲宗以“本任官闕，迎接人眾”為詞，拒絕蘇軾上殿面辭。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二十七日，蘇軾離開京城汴梁。其時，“士愿從行者半朝廷”，因哲宗帝未陛辭，故“皆不敢有請于先生”。
在這種肅殺的氣氛中，蘇軾帶著剛剛同賢妻王閏之（字季章）死別的心情，于十月二十三日到達定州治所。
當時的定州“軍政壞弛，諸衛(wèi)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武藝軍裝，皆不逮陜西、河?xùn)|遠甚”。
蘇軾的可貴之處在于一生中不以個人恩怨而懈怠，不因心情悲傷而消沉。
面對邊備的松弛、混亂，蘇軾積極采取措施，進行邊防建設(shè)。
首先得整飭軍紀。蘇軾經(jīng)過認真調(diào)查研究，遂“因事行法”：對貪贓枉法的首犯嚴加懲處，不如此“無以警眾革弊”；對偷盜者“付獄按治”；對侵斫禁者“依法勘斷”，而“其多年侵耕已成永業(yè)者，別作擘畫處置”；對出榜召人聚賭者，令其“改業(yè)”。
經(jīng)過蘇軾的整頓，“軍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賊盜亦稀”。
接著，蘇軾又著手修筑營房。幕官統(tǒng)計，應(yīng)修蓋營房計七千九百七十一間，需錢三萬三千四十七貫七百四十文。當時的河北轉(zhuǎn)運司錢賦窘迫，這樣一個數(shù)目，是難以支付的。
于是，蘇軾急修《乞降度牒修定州禁軍營房狀》，奏聞朝廷獲準后，遂置場買料，燒造磚瓦，雇傭軍匠，節(jié)次不住，加緊修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