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初漢人科舉
金代重視科舉取士以選拔人才，其科舉制度兼采唐、宋之法?！督鹗贰みx舉志》：“金承遼后，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為盛。”
金初只有漢人科舉之制?！督鹗贰みx舉志》：“凡詞賦進士，試賦、詩、策論各一道。經義進士，試所治一經義、策論各一道。其設也，始于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時以急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定數(shù)，亦無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由此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第一，進士考試，始于金天會元年（1123）十一月，舉行的原因在于取得漢人知識分子以撫輯新降服的漢地人眾；第二，考試僅設詞賦和經義兩科，內容除詞賦、經義之外，均有策論一道；第三，金初之科舉，在天會年間無定期，取士也無定數(shù)，純粹依據(jù)需要而確定，是以在天會二年（1129）中連續(xù)舉行兩次。
天會五年（1127）分設南北榜取士。由于當時金政權占有河北、河東的廣大地區(qū)，官吏多闕，是以取士。又因所統(tǒng)治地區(qū)兼有遼、宋故地，而他們素日所學之業(yè)有所區(qū)別，所是分南北地區(qū)考試，號稱南北選，分別取遼、宋地區(qū)的讀書士人為進士。熙宗統(tǒng)治時因襲此趕，天眷元年（1138）五月，規(guī)定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取士。
海陵統(tǒng)治時期，金代各種制度趨向健全，科舉制度也復如此。《金史·選舉志》：“海陵庶人天德二年（1150），始增殿試之制，而更定試期。（天德）三年（1151），并南北選為一，罷經義、策試兩科，專以詞賦取士。”這就是說，海陵時，規(guī)定了科舉的固定時間，增加了殿試的程序。又因金在北方的統(tǒng)治時間亦長，無須再分原遼、宋統(tǒng)治的地域，是以并南北分試而取的做法，合并為一，這是金統(tǒng)治力量加強的表現(xiàn)。而取消科舉中經義、策論的考試內容，專以詞賦取士，實是失策，這又體現(xiàn)了女真統(tǒng)治者文化落后的一面。貞元元年（1153），又定貢舉程試條理格法。正隆元年（1156）又“命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始定為三年一辟”。金的科舉制度逐漸健全。
金初又有經童之制。《金史·選舉志》：“初，天會八年（1130）時，太宗以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氏傳及論語、孟子，上命教養(yǎng)之，然未有選舉之制也。”開始有選經童制度的是熙宗統(tǒng)治時期，“熙宗即位之二年（天會十四年，1136）詔辟貢舉，始備其列，取至百二十二人”。取經童的規(guī)定：“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二大經、三小經，又誦論語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試十五題通十三以上，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四十一以上，為中選。所貴在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為最?！贝酥?，至海陵天德間被廢除，至金世宗時也未被恢復，直至章宗時方恢復。
海陵統(tǒng)治的正隆元年（1156），又有律科之設?！督鹗贰みx舉志》：“律科進士，又稱為諸科，其法以律令內出題，府試十五題，每五人取一人?！边@是專門為取法律人才而設立的科舉項目。
皇統(tǒng)時，又有武舉之設。主要設武人弓箭及槍刺之技，又問以孫、吳兵法，中者分上中下三等。如就試上等不中，不許再試中下等。用以選拔通武人才。
總之，金初科舉文武之選皆備，選拔出的人才也多，對金政權于北方的統(tǒng)治鞏固起了重要作用。其中也不缺乏有較為突出的人才。阿骨打、吳乞買統(tǒng)治之時，多用宗族子弟及遼、宋降臣，迨至熙宗、海陵之時，由于內部爭權斗爭激烈，宗室元勛基本凋零，遼、宋歸降臣也逐漸淪歿，依以統(tǒng)治的人才，大皆由科舉中產生或由門蔭中來。如劉彥宗之子劉仲誨，皇統(tǒng)之初以宰相子授忠勇校尉，皇統(tǒng)九年（1149）賜進士及第，后仕至御史中丞。張汝弼，正隆二年（1157）進士，世宗時期任參知政事，后進左丞。張景仁為貞元二年（1154）禮部進士，后任御史大夫，敢于劾奏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的不法行為，名重一時。世宗時著名的大臣石琚亦也科舉出身。《金史》卷88《石琚傳》：“琚生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既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1139），中進士第一，再調弘政、邢臺縣令。邢守貪暴屬縣，掊取民財，以奉所欲，琚一物無所與。既而守以贓敗，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辦，改秀容令……遷吏部尚書。琚自員外郎至尚書，未嘗去吏部，且十年。典選久，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僂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為詳明。頃之，拜參知政事?！笔⒐僦劣邑┫?，深得世宗的信任，曾說：“惟石據(jù)最為知人?！币詽h人科舉出身官至丞相者，石琚較為突出。翟永固，中天會六年（1128）詞賦科，海陵之時遷禮部尚書。世宗初，拜尚書左丞，出為真定尹，傘蓋用執(zhí)政制度。梁肅，“天眷二年（1139），擢進士第，調平遙縣主簿，遷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為尚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jié)度副使改中都警巡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營治汴宮，肅分護役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內盜起，驅百姓，平人陷賊中不能自辨者數(shù)千人，皆系大名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讞，出者十八九”。［7］他在世宗時，參加通檢，人稱平允。后拜為參知政事，講求經濟，多有建言。高德基，遼陽渤海人，皇統(tǒng)二年（1142）進士，世宗初年因治土河水泛濫，遷刑部侍郎，九年（1169）轉刑部尚書。后因多出官錢四十萬貫，被免去所任戶部尚書職務。劉徽柔，天眷二年進士，賈少沖也是，皆有能名。海陵時所取的進士張萬公尤為知名?！督鹗贰肪?5《張萬公傳》：“張萬公字良輔，東平東阿人也……登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新鄭簿?！鞑辏?191），知大興府事，拜參知政事?！焙螅职萜秸抡?。致仕之后，又起為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叭f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他深得章宗的信任和倚重，是科舉出身的漢族重臣。其它如皇統(tǒng)九年（1149）進士董師中，皇統(tǒng)二年進士王蔚，天德三年（1151）馬惠迪，正隆五年（1160）馬琪等，都是金統(tǒng)治集團中漢族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也是世宗、章宗統(tǒng)治時期的重臣。而李晏、李愈、王蕡、路伯達等均為進士出身。
綜上所述可見，金初自從科舉選士以來，得人甚多，其入《金史》列傳有事跡可考者，擇要列舉如上，其不入列傳者尚多。金之科舉得人于此乃見。
二金代漢人科舉的發(fā)展
金代科舉的發(fā)展在世宗、章宗年間，金世宗對用人問題十分重視，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是科舉制度，他不僅沿襲金初的對漢人實行科舉選士制度，而且開始了對女真人的策論選士，因之，推動了科舉的發(fā)展。
《金史·選舉志》：“凡諸進士舉人，由鄉(xiāng)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皆中選，則官之。至廷試五被黜，則賜之第，謂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恩例者但考文之高下為第，而不復黜落。”金代鄉(xiāng)試為最低級的考試，鄉(xiāng)試之期在每三年的三月二十日舉行。鄉(xiāng)試考取，則參加府試。府試以八月二十五日舉行。詞賦進士先試賦及詩，間隔三日試策論。又隔三日試經義，間隔三日試策論，此為經義進士考試。再考律科。律科試完，乃及經童。每場間隔皆三日。會試由禮部主持，于鄉(xiāng)府試的下年正月二十五日進行，考試順序同前。御試在會試之后，于三月二十五日考試詞賦、經義，二十七日考試策論。若考試之日遇有雨雪，則延至晴日進行。
考試用軍士監(jiān)督檢查?！督鹗贰みx舉志》：
“凡監(jiān)檢之制，大興府則差武衛(wèi)軍，余府則于附近猛安內差摘，平陽府則差順德軍。凡府會試，每四舉人則差一人，復以官一人彈壓。御試策進士則差弩手及隨局承應人，漢進士則差親軍，人各一名，皆用不識字者，以護衛(wèi)十人長，親軍百人長、五十人長各一人巡護?！?p> 大定四年（1164），世宗令宰臣說：進士之文優(yōu)則取之，勿限制人數(shù)。實是廣攬人才之意。
大定十八年（1178）世宗要求對進士授翰苑之職者進行操行考核。他對宰臣說：“文士有偶中魁選，不問操履，而輒授翰苑之職。如趙承元，朕聞其無士行，果敗露。自今榜首，先訪察其鄉(xiāng)行，可取則授以應奉，否則從常調”。［8］這是在任職間題上，過問士人操行的規(guī)定。
大定十九年（1179）世宗又與宰臣議論御試賦題的難易，并提倡從策論中鑒識人才。他認為：賦題如果是士人曾經練習作過的，僥幸者就容易中選，賦題如出人意料，名儒就能夠取中。當時投考的士人都不重視策論，因此，平章政事唐括安禮回奏說：士人不重視策論也因為題目作過的緣故，他主張各場均考策論，以選拔文理皆優(yōu)者。世宗以為從策論中可見士人的議論，其才能自然可以鑒別。
大定二十年（1180），世宗又就科舉考試錄取人數(shù)和試策論的問題，表示了他的意見。他認為錄取進士當不限人數(shù)。如果能，所出的試題很難，應加以改進；如果是因成績合格而被黜落，應該改正。他說：過去不要求進士考試作策論，今天要求作策論，可以規(guī)定府試和會試不試策論，殿試考策論，考中之后，再試以制策，還用以考試學士院官。
大定二十二年（1182），世宗又對宰臣們講：漢進士之首，照例選授翰林應奉，但是若其行與名不副，不能草擬制誥之文者，就應該委以外任。這說明當時的狀元有不通撰寫制誥之文者出現(xiàn)。
大定二十三年（1183），世宗進一步申明了對狀元不能撰寫赦詔文章的不滿?！督鹗贰みx舉志》：“（世宗）謂宰臣曰：‘漢進士，皇統(tǒng)間人材殆不復見，今應奉以授狀元，蓋循資爾。制誥文字，各以職事鋪敘，皆有定式，故易。至撰赦詔，則鮮有能者?！瘏⒅抡掣钗犹刎輰υ唬骸f人已登第尚為學不輟，今人一及第輒廢而不學，故爾’”。當時，策論的考試所出題目大都結合實際，要新進士們發(fā)表議論。金世宗對策論很重視，要從中選拔人才。在聽政的間隙，召參知政事張汝霖，翰林直學士李晏讀新進士的策論，至于“縣令闕員取之何道”的考題時，世宗表示朕夙夜思考這一問題，不知善策。李晏就此總結南北選時進士錄取情況說：“國朝設科，始分南北兩選，北選詞賦進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三百五十人，嗣場，北選詞賦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百五十人，計二百五十人。以入仕者多，故員不闕。其后南北通選，止設詞賦科，不過取六七十人，以入仕者少，故縣令員闕也”。［9］由此可知，金初所取的進士數(shù)多，是適合當時的需要的。以后取消經義考試，又取消南北分選，所取的詞賦進士每次僅六七十人，人數(shù)較少?？h令當時的主要來源是選自進士，是以缺員。所以金世宗才規(guī)定錄取進士則不限人數(shù)。
世宗時期漢族學校興辦的較多，世宗又積極過問漢族科舉，進士錄取又不限人數(shù)，表現(xiàn)了漢族科舉制的發(fā)展。
金章宗時也重視科舉。明昌元年（1190）正月，罷去鄉(xiāng)試，府試以五人取一，按中格者取的大定勒令執(zhí)行。又添置府試三處，即上京、咸平府路考生試于遼陽，河東南北路考生試于平陽，山東東路的考生試于益都。從六經、十七史、孝經、論語、孟子、荀子、揚子、老子等書中出題，命于題下注其本傳。又特諭有司，舉子程文所用故事，恐怕考試官遽不能憶，誤失人材，可以自注出處。注字的錯誤，不在涂注乙之數(shù)。這是推動科舉發(fā)展的措施。
明昌二年（1191），規(guī)定官或職至五品者，可以直赴御試。明昌四年（1193），采納了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的意見，規(guī)定會試不限參加人數(shù)，錄取是文合格則取。明昌六年（1195），有人提議取消在題下注釋本傳和請求選擇學官，以本科人充當試官。尚書省大臣認為若不給應試者本傳，恐怕碩儒飽學之士有偶然忘記之失，可以不必取消，只是壓縮文字，使其僅知題意而已。因此決定在前經義進士中，推選為眾所服，才識優(yōu)長者為學官，遇有使用之時，參驗所學的經書，以資應用。規(guī)定詞賦進士，題下所注的作者本傳，不得超過五十字。經義進士，御試第二場，試論日添試策一道。
承安四年（1199），章宗對宰臣說：一場放榜選兩名狀元（即詞賦和經義的兩名首魁）做法不對。應該在殿試中，命詞賦、經義進士應試者均參加時務策的考試，然后只選出一名狀元。其余如明經、法律等科考試，仍同諸科。但有人提議，詞賦、經義為應試者平素學習的本業(yè)，策論為兼習者。今舍本業(yè)而取兼習，恐違背公選之理。因此，規(guī)定：殿試同日各考本業(yè)，詞賦依然分別甲次，第一名為狀元，經義第一名次之，恩例第一名與詞賦的第二名相同，其余為兩甲，即中、下，并置于詞賦之下。自此，金的科舉在承安四年以后，以詞賦科為最優(yōu)。承安五年（1120），章宗下詔，主持考試詞賦的官員各作程文一道，以為舉人的模式，考試后收藏于尚書省。是時，宰臣們提出了錄取人數(shù)太濫的意見?！督鹗贰みx舉志》：“時宰臣奏：‘自大定二十五年（1185）以前，詞賦進士不過五百人，二十八年（1188）以不限人數(shù)，取至五百八十六人。先承圣訓合格則取。故承安二年（1197）取九百二十五人。兼今有四舉終場恩例，若會試取人數(shù)過多，則涉泛濫?！彼於ú哒?、詞賦，經義人數(shù)最多不得超過六百人，少時聽其闕。當時，太常丞郭人杰轉達對策者的意見：詞賦舉人，不得以別名兼考經義；對入學學生應加試選，無至于濫補。對此，章宗指示宰臣們：御試規(guī)定詞賦和經義同日考試，當無兼考問題。府試、會試如不讓詞賦、經義兼考，恐怕考經義的人少，經義科形同虛設。當禁用別名應試，但準許府會試詞賦兼試經義。對補試入學生員，舊日已有規(guī)章，執(zhí)行的不好，應嚴加執(zhí)行。張行簡也轉達對策意見，認為要詞賦考官先作程文，本是為考生學習的樣式。由于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都身負要職，事務繁忙，又中第之后，離筆硯時間久，本業(yè)荒疏，現(xiàn)在臨試擬作，稍有不工，則容易引起謗議。由之，免去考試官作程文的規(guī)定。
“泰和元年（1201），平章政事徒單鎰病時文之弊，言：‘諸生不窮經史，唯事末學，以致志行浮薄?？闪钸M士試策日，自時務策外，更以疑難經旨相參為間，使發(fā)圣賢之微旨，古今之事變。’詔為永制?！保?0］
以先規(guī)定：樂工人等不得舉進士，而奴隸得解放成為良人者可舉進士。章宗泰和中，尚書省提出意見，認為這種規(guī)定不當。章宗下詔規(guī)定：奴隸放良后本人不得應科舉，但其子孫則許之。
章宗除科舉之外，為搜集遺才，提倡保舉的辦法，令謀克及司縣舉薦，按察司奏聞，對草澤隱逸才行兼?zhèn)湔呒右员Ｅe。
世宗時開始，又有女真人策論進士之選，有力地推動了女真族文化的發(fā)展，實際上從此實行了科舉兩條線進行的方針，把金代的科舉制度推到了發(fā)展的高峰，因之選拔出不少為金統(tǒng)治效力的人才。
《金史》卷97《楊伯元傳》：“楊伯元字長卿，開封尉氏人。登大定三年（1163）進士第……伯元以才干多被委注，凡兩為推排定課使，累為審錄官，人稱其平。每有疑獄，必專遣決，明辯多中理。”同卷《閆公貞傳》：“閆公貞字正之，大興宛平人。大定七年（1167）擢進士第……公貞居法寺幾十年，詳慎周密，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為法家之祖云。”《金史》卷105《張翰傳》：“張翰字林卿，XZ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1188）進士……翰雅有治劇才，所至輒辦，遷河平軍節(jié)度使、都水監(jiān)、提控軍馬使，俄改戶部尚書。是時，初至南京，庶事草略，翰經度區(qū)處皆有條理?！苯鹬衅诘闹爻既鐝埿泻啞①Z益謙、高汝礪、張行信、胥鼎等人皆是大定間所取的進士。
三金末期漢人科舉
金統(tǒng)治自衛(wèi)紹王時衰落，但科舉之制依然不斷。宣宗南遷汴京，仍堅持實行科舉，但是，困難重重，時而受兵亂的威脅，金之科舉由盛而衰。
金的科舉在極盛時期，規(guī)定頗嚴?！督鹗贰みx舉志》記載：“泰和元年（1201），省臣奏：‘搜檢之際雖當嚴切，然至于解發(fā)袒衣，索及耳鼻，則過甚矣，豈待士之禮哉。故大定二十九年（1189）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蠌钠湔f，命行之?！边@是搜檢的嚴格，辱及人身。御試讀卷官選擇至泰和年間也嚴?！哆x舉志》：“泰和七（……下八行原書印刷錯誤，在594頁……）四十五以上，四舉終場年五十以上者受恩?！碧┖腿辏?03），章宗因為彌封官泄語給舉人，為防止舞弊，規(guī)定：此后封考袋，女真司用武官漢人封，漢人則以女真司封。以上可知金對科舉選材制度規(guī)定是很嚴格的。
衛(wèi)紹王統(tǒng)治之時，蒙古兵興，金軍不能抵御，許多地區(qū)被掠，但科舉仍照常舉行。迫至中都受圍，宣宗南遷于汴，科舉乃由大定，泰和間的興盛變自衰落。不僅參加科舉的人數(shù)減少，因兵免去府試后，人數(shù)雖增，但泛于濫，且舞弊叢生，衰落之甚。
其一，取士之濫。《選舉志》：興定二年（1218），御史中丞把胡魯說：“國家數(shù)路取人，惟進士之選最為崇重，不求備數(shù)，惟務得賢。今場會試，策論進士不及二人取一人，詞賦、經義，二人取一。前雖有圣訓，當依大定之制，中選即收，無問多寡?！毙跁r，金科舉不但又恢復了大定間的錄取人數(shù)不限的辦法，而且漢人詞賦進士和經義進士兩取一，真是歷代科舉中最容易考取者。
其二，簡化考試程序。章宗時取消鄉(xiāng)試，參加科舉考試者可直赴府試。宣宗南遷之后，于貞祐初年，又下詔免去府試，參加考試者可以直接參加會試，這實際上是取消了基層的考試，失去了科舉制度層層選拔的原意。這是因為各地受兵，兼動亂之中參加科舉人數(shù)較少的原因?？墒牵绱俗龇ㄊ沟每婆e制度黯然無光，它證明了金之科舉制度已經失常。
其三，考試中舞弊叢生?！哆x舉志》：“（貞祐）三年（1215），（宣宗）諭宰臣曰：‘國初設科，素號嚴密，今聞會試至于雜坐喧嘩，何以防弊?！慰脊偌氨O(jiān)察罪?！薄靶谪懙v三年，以會試賦題已曾出，而有犯格中選者，復以考官多取所親，上怒其不公，命究治之”。
其四，讀書人益少，學糧也不能保證。興定二年（1218），特賜經義進士王彪等十三人進士及第。宣宗欣賞其程文，“因怪學者益少，謂監(jiān)試官左丞高汝礪曰：‘養(yǎng)士學糧，歲稍豐熟即以本色給之，不然此科且廢矣?！边@說明了讀書人之少，養(yǎng)士學糧之不得保證。
金科舉至宣宗時已衰。劉祁在《歸潛志》卷7中說：“甚哉，風俗之移人也。南渡后，吏權大盛。自高琪為相定法，其遷轉與進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時之人爭以此進，雖士大夫家有子弟讀書，往往不終輒輟，令改試臺部令史。其子弟輩既習此業(yè)，便與進士為仇，其趨進舉止，全學吏曹，至有舞文納賂甚于吏輩者。惟僥幸一時進用，不顧平日源流，此可為長太息者也?！边@也是科舉衰落的原因之一。
但是，宣宗興定三年（1219），制定了“辟舉縣令制”，取得了很大成效。《金史》卷54《選舉志》講述了其辟舉的規(guī)定：“稱職，則元舉官減一資歷。中平，約量升除。不稱，罰俸一月。犯免官，免所居官……”這是在科舉制衰落之后所采取的補救辦法，他也證明著科舉制度的衰落。
辟舉縣令制在金亦可謂之得人?！督鹗贰肪?28《循吏傳》評論說：“初辟舉法行，縣官甚多得人，如咸寧令張?zhí)炀V、長安令李獻甫、洛陽令張?zhí)亓⑷擞袀?。余如興平師夔，臨潼武天禎、汜水黨君玉、偃師王登庸、高陵宋九嘉、登封薛居中、長社李天翼、河津孫鼎臣、郟城李無黨、榮陽李過庭、尉氏張瑜、長葛張子玉、猗氏安德璋、三原蕭邦杰、蘭田張德直、葉縣劉從益皆清慎才敏，極一時之選，而能扶持百年將傾之祚者，亦曰吏得其人故也。”故對金末之吏治，不能一筆抹煞。
金末之重臣也多為進士出身，他們對維持金代對北方的衰敗統(tǒng)治起了重要作用，也是金代科舉選材的成績之處。如獨鎮(zhèn)方面的侯摯，為明昌二年（1191）進士，宣宗貞祐年間為重臣。“摯為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由摯進用。南渡后宰執(zhí)中，人望最重”。［11］師安石，為承安五年（1120）詞賦進士，受完顏承暉委托，在中都失陷之后，間關至汴京，將承暉遺表奉上，后官至尚書右丞。監(jiān)察御史陳規(guī)為南渡后敢言之士。《金史》卷109《陳規(guī)傳》：“陳規(guī)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1194）詞賦進士，南渡為監(jiān)察御史?！薄耙?guī)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為人剛毅質實，有古人風，篤于學問，至老不廢。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嘆曰：‘宰相材也。’每與人論及時事輒憤惋，蓋傷其言之不行也。南渡后，諫官稱許古、陳規(guī)，而規(guī)不以訐直自名，尤見重云。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為葬之”。許古，為明昌五年（1194）詞賦進士，貞祐初官拜監(jiān)察御史。他上書諫攻宋，頗有見識。尚有能直言敢諫者陳岢，官右司諫，系大安元年（1209）進士。宣宗信任的大臣楊云翼，為明昌五年進士。金代著名的理學家，文壇領袖趙秉文，為大定二十五年（1185）進士。有作為的文學家韓玉，系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金代的豪杰之士馮壁，太學生出身，承安二年（1197）經義進士，才能出眾。李獻甫字欽用，興定五年（1211）進士。雷淵字希顏，太學生出身，登至寧元年（1213）詞賦進士甲科，他敢于打擊地主豪右勢力，號稱“雷半千”。白華字文舉，貞佑三年（1215）進士。聶天驥為金末杰出之士，五臺人，為至寧元年（1213）進士，興定初年為尚書省令史，官至尚書省右司員外郎，死于汴京崔立之變中。講究氣節(jié)堅不降者張?zhí)炀V，至寧元年詞賦進士，隨哀宗至歸德，到蔡州，蔡州破，為宋兵所俘，堅持不降。金代的循吏如武都、張?zhí)亓⒌染鶠檫M士出身。金代之科舉，不僅是女真族統(tǒng)治者拉攏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方法，也是金統(tǒng)治者以女真貴族和漢族地主集團分占權力的途徑，由之，完全體現(xiàn)了官權之分配，這是其始終存在并得以發(fā)展的原因。
金末的科舉衰落，除經濟、政治衰落，蒙古兵侵掠的諸多原因之外，尚有金科舉制度本身不足而致。劉祁《歸潛志》卷7中指出：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學，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賦狀元即授應奉翰林文字，不問其人才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蝾檰柌环Q上意，被笑嗤，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在翰林，會宋使進枇把子，上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批把子?！┩跬ン拊姵桑舷仓?。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陽詩，造素不學詩，惶遽獻詩云：‘佳節(jié)近重陽，微臣喜欲狂?！洗笮Γ钔庋a。故當時有云：‘澤民不識批把子，呂造能吟喜欲狂?！?p> 這種讀書無多，所學不能致用的結果，是科舉制度所造成的。在學問上缺乏經國治世之策的研究，是以在財經困窘，政治衰敗，軍事被動之時，無挽救的良策。
可是，金代之科舉成績也不能抹煞，由金初至金末科舉中還是選拔出一些人才的?！督鹗贰肪?05《傳贊》中說：
“程采、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齊，太祖皆見禮遇，而金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海陵父子并列舊學。劉樞之練達，王翛之強敏于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貢、溫迪罕締達之文藝適時，之數(shù)人者迭用于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余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其效者，于斯可概見矣?！?p> 這應該是金代科舉制度的總結。我們既應看到金代科舉中的弊病，也要見到其取得的成績，不應一概肯定或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