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劉秀有著杰出的軍事技藝和才能以吸引有才之士來共舉他的大業(yè)。并且他對自己要求甚嚴。他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善于識人；而且還是一個精明的政客，因時制宜，視情況需要既能慷慨大方，也能冷酷無情?；蛟S因為時代的局限性和權利對他的影響，使他又是一個固執(zhí)和迷信的人；他對批評往往作出過分的反應，他不具備長遠的戰(zhàn)略眼光，而且很難預見他行動的后果。他最大的弱點表現(xiàn)在外交政策和名族政策方面。
東漢建立伊始，匈奴、羌、鮮卑、烏桓、蠻（夷）等少數(shù)族就對政權構(gòu)成了嚴重的威脅與破壞。劉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導下，針對不同的少數(shù)族，因時因地制宜，一改漢武帝以來對少數(shù)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義，從休養(yǎng)生息的總方針出發(fā)，對周邊少數(shù)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屬于以德治邊。這些政策成功地緩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通都大邑商業(yè)繁榮，商人的足跡遠至西域和國外。
在民族上
一、對匈奴：
光武帝時期，在東漢實力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的形勢下，東漢與南匈奴達成協(xié)議，明確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構(gòu)筑起漢匈關系的一個新模式。東漢建立之初，歷經(jīng)戰(zhàn)亂，人口大量減少，光武帝忙于統(tǒng)一大業(yè)，無暇顧及匈奴。反觀匈奴，在單于輿的領導下，趁著兩漢之際的亂局，恢復了對西域和鄰近少數(shù)民族如烏桓的統(tǒng)治，趨向興盛。形勢的不同使得雙方在交往過程中采取不同的姿態(tài)。
單于輿把自己比作冒頓，驕傲自大，蠻橫無理，而光武帝只能忍讓，“待之如初”，愿意與匈奴恢復和親關系。此后，雙方的發(fā)展走向不同的道路。東漢方面，建武十二年（36年）滅蜀之后，天下統(tǒng)一，政治趨向穩(wěn)定；匈奴方面，貴族之間為爭奪單于之位發(fā)生內(nèi)亂：先是本應嗣位的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被單于輿殺害，然后是右薁鞬日逐王比因受猜忌而被監(jiān)視，萌生歸附東漢之意。
建武二十二年（46年），連續(xù)的自然災害如干旱、蝗災和瘟疫襲擊了匈奴，嚴重損耗了其人力和畜力。面對內(nèi)爭和天災，單于輿和比分別向東漢示好，但提出的要求大相徑庭：輿是“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比是遣使“詣西河太守求內(nèi)附”。和親意味著匈奴與東漢具有對等地位，內(nèi)附則表明匈奴放棄政治獨立性。即使如此，光武帝沒有立即答應比的請求，直到建武二十四年（48年）比再次請求通好時，五官中郎將耿國力排眾議，主張依據(jù)“孝宣故事”來接納。
光武帝采納了耿國的建議，于是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匈奴由此南、北分裂。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請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fā)兵擊滅之，立“萬世刻石之功”。劉秀下詔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p> 二、對西域：
光武帝初立，莎車國王康帶領莎車周圍的民族一起抗拒匈奴，而且還“擁衛(wèi)故都護吏士妻子千余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29年），河西大將軍竇融按照慣例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讓莎車國王代為管理西域五十五國。
建武九年（33年），莎車國王康去世，光武帝謚康為宣成王。立康的弟弟賢為莎車國王，其后賢攻破拘彌國、西夜國，殺死了拘彌國和西夜國的國王，在沒有得到朝廷同意的情況下立其兄康的兩個兒子為拘彌、西夜王。這是莎車國的擴張行為，由于東漢王朝的勢力還沒有進入西域，所以也就默認了莎車國的擴張行為。建武十四年（38年），莎車國王賢與鄯善國王安一并派遣使者到洛陽朝貢，東漢王朝認可了這種政治關系。建武十七年（40年），莎車國王賢再次派遣使者朝貢奉獻，請求設置西域都護。
光武帝認為事情重大，便詢問大司空竇融，竇融認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zhèn)安之”。光武帝于是“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對此，敦煌太守裴遵進言說：“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惫馕涞塾致爮牧伺嶙竦脑挘略t書收回了賜給莎車國王賢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莎車國王賢不肯交出都護印綬，雖然最后迫于壓力還是交出都護印綬，但是莎車國王賢由此開始與朝廷產(chǎn)生矛盾，仍然稱自己是朝廷封的大都護。此后，莎車國王賢越來越驕橫，要求西北邊疆的各個民族向莎車繳納賦稅，還多次進攻龜茲諸國，由此引發(fā)了西北邊疆的不穩(wěn)定，同時也損害了朝廷的政治形象。
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鄯善、車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愿請都護。劉秀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