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薇聽了，“無語，羅律師，沒想到你還會吃醋啊，天啊，我以為你是沒有感情的機器呢？”
羅息白了她兩眼。
卻見一旁的王巖不自在的站起來，然后看向他們身后，“杜檢察官！”
王巖一直跟在羅息身邊，和杜陵秋還算熟悉，但每次見到他，都會莫名的緊張，就像是遇到訓導主任一般。
杜檢察官，杜陵秋！
徐薇回頭，就見一個男人穿著一身筆挺的西裝，和法庭上的那套不同，沒有威嚴和凌厲，帶著一絲散漫和隨意。
杜陵秋和羅息關系不錯，經(jīng)常往他們事務所跑，私底下有人猜測他是不是看上了羅息，不過他們都覺得最后只能無疾而終。
哪怕他相貌英俊，氣質(zhì)卓絕，可這種類型壓根就不是羅息的菜。
至少，羅息閱人無數(shù)，什么樣的人沒見過，還沒見她對誰不同。
杜陵秋家里很有錢，畢竟隨便一套西裝就價值不菲，當然，人家也相當有能力，不然，也不會年紀輕輕就能獨當一面，成為他們律師畏懼的對象之一。
徐薇曾經(jīng)和他打過交道，最后慘敗而歸。
羅息和杜陵秋很熟，不僅是因為他們平時因為各種案件會有交集，法庭上針鋒相對，私底下卻談笑風生。
更是因為，杜陵秋是她師弟。
而他，從進入大學就一直將羅息當成偶像。
“杜師弟！”羅息掃了他一眼，又繼續(xù)端著咖啡抿了一口。
是的，在羅息面前，杜陵秋只有吃癟的份。
大學里，低年級的總是格外的佩服高年級的，畢竟是因為他們才選擇的專業(yè)和學校，尤其看到他們意氣風發(fā)，舌戰(zhàn)群雄的樣子，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說起來，大學那會兒，羅息還曾給杜陵秋他們那一屆當過助教。
杜陵秋走了過來，目光先是落在蔣楠寒身上，微微詫異，隨后看向羅息。
“羅律。”聲音低沉，隱隱有種咬牙切齒的感覺。
“學弟，這是在怪罪我？”她挑了挑眉梢，前幾天，他們因為一個案子還對簿公堂，不過，杜陵秋再一次落敗。
“怎么會？”杜陵秋微笑，笑意卻不達眼底。
他剛上大學那會兒，就在校園里聽過，高年級的有一個女生是他們法學院的名人，引無數(shù)教授拋來橄欖枝。
而他大學那幾年，無論多么優(yōu)秀，總會被一個女人所壓制，她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其他的星辰都是陪襯，他都不知道，女孩子優(yōu)秀起來真的是無人能及。
有次，他們專業(yè)遇到一個案件，全班人束手無策，她拿起馬克筆，在白板上隨意寫了幾句話，然后看向臺下的他們，帶著一抹淺笑，仿佛睥睨一切。
他一愣，就看到她已經(jīng)開始講解另一個案件。
他永遠記得那幾句話，犯罪嫌疑人因為親友的某些行為送到或被警方抓捕，不宜認定為自動投案但。
但，這種行為在真正判決過程中，法官會考慮量刑，酌情從輕。
這并非矛盾，而是法律完善過程中會遇到的問題。
這就是一直困擾著法學屆關于法律和道德關系的哥德巴赫猜想。
后來，他看到一篇報道，研究的課題內(nèi)容和她說基本一致。
德國法學家耶林曾經(jīng)形象地把它比喻成法學的好望角，是一個既無法回避又危險叢生的問題。一般來說，不同的人群存在著不同的道德標準和道德認同，價值多元、諸神共舞的現(xiàn)代社會更難以形成統(tǒng)一的道德觀念，現(xiàn)代法律更不能將某個群體的道德標準強制推行給另一群體，這不符合法治社會所提倡的自由、寬容的現(xiàn)代價值。
但是，無論是多么自由寬容的社會總會存在著人們一直認可的底線道德，否則社會秩序?qū)⑾萑牖靵y的無政府狀態(tài)。
為實現(xiàn)社會有序，淳化社會風尚，法律應當以家長的姿態(tài)強制推行底線道德，這是通過法律實現(xiàn)社會控制的公共職能之一。
對于某些道德上的禁忌，甚至應不惜采用刑罰的手段對個人的道德自由實行法律上的強制，因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自然法”。
當然，法律對道德的強制執(zhí)行僅僅限于義務道德或者公共道德，對失德行為的強制要以該行為妨礙他人和損害公共利益為限，否則會導致對個人自由的侵害。
可見，法律對道德的推行是慎之又慎的，因為，法律是通過國家公權執(zhí)行的，一不留神就會侵入公民個人的私域。
美國法學家富勒曾經(jīng)將道德分為義務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兩種類型。
前者體現(xiàn)社會生存的基本要求，是社會生活要求人們必須履行的義務或者不能打破的禁忌，否則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崩潰;后者是社會所提倡的美德與善行，使人類能力得以充分實現(xiàn)的道德。
一般而言，義務道德是道德和法律共同覆蓋的領域，是可以通過禁止性的法律強制執(zhí)行的底線道德，而愿望道德則屬于不受法律規(guī)范調(diào)整的領域，愿望道德只能鼓勵和提倡，違背愿望道德甚至不會受到譴責。
“大義滅親”之所以能成為世人所傳頌的美德，是因為此舉常人望塵莫及，為國家利益與社會正義不徇私情，是封建時代統(tǒng)治者為穩(wěn)固統(tǒng)治所提倡的美德，可以歸入“愿望道德”的范疇。
因此，大義滅親不能為法律強制推行，否則就是法律對道德的綁架，“法律不強人所難”，對于違背常情常理的行為，法律必須堅守自己的領地而不能越雷池一步。
從法院部門的規(guī)定來看，兩級法院對“大義滅親”行為的規(guī)定都是作為“酌情”減刑的依據(jù)，并非將抓獲或者舉報犯罪嫌疑人作為家屬的義務，也就是該規(guī)定屬于倡導性規(guī)范而非命令性規(guī)范或義務性規(guī)范。
根據(jù)此規(guī)定，作為犯罪嫌疑人的家屬，完全可以自愿選擇“大義滅親”或“順其自然”的態(tài)度，只是如果選擇前者，則受到法律的肯定或鼓勵而已，此規(guī)定其實旨在鼓勵“大義幫親”而非“大義滅親”。
事實上，法律對道德的推行是毋庸置疑的，而關鍵在于如何推行。
“愿望道德”雖不可強制推行，但是，通過倡導性規(guī)范對公民行為予以引導，以推行較高層次的“愿望道德”，并未形成對公民自由的強制，反而有利于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平。
在這個意義上，法院的規(guī)定無可厚非。
“親親相隱”作為一項法律原則，是中國古代禮法交融的特有產(chǎn)物，將倡導親情孝道的儒家倫理引至國家刑事司法活動中，充分體現(xiàn)出中國古代法律閃耀著燦爛的人性光輝。
“親親相隱”原則作為中國古代傳統(tǒng)法律文化的瑰寶，已經(jīng)被域外法律所繼承，被作為“容隱權”為某些國家的刑法典規(guī)定下來，例如英美法中，夫妻享有拒絕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只有夫妻之間知道的情報和信息，也不能強迫夫妻對其配偶作不利的陳述。
盡管“親親相隱”并未在當下中國實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我國刑法禁止“親親相匿”，即嚴禁親屬間包庇犯罪、轉(zhuǎn)移罪證等幫助行為。
但是，我國刑法對親屬間出于親情“隱而不舉”的行為也給予充分的寬容，體現(xiàn)出立法者對人性和人情的充分尊重。
在大義滅親的問題上，法律是否違背人倫，是否強制推行道德，問題并不出在親屬抓犯罪嫌疑人算不算自首，能不能作為酌定減刑的依據(jù)，而在于當親屬真的不愿大義滅親時，有沒有選擇沉默的權利。
因此，在當下中國的刑訴制度中，引入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的沉默權才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