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zhàn)國是百家爭鳴的時代，這個時代人才輩出，其中法家的崛起速度發(fā)人深省。作為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通過改革，使弱小的秦國一躍成為能與齊、楚抗衡，爭雄于天下的大國，可謂勞苦功高。
亂世有一個優(yōu)點，即可以不拘一格任用人才，這為貧寒子弟向上流動提供了道路。在戰(zhàn)國時期，一個人只要有才華且有雄心壯志，就不會被埋沒。商鞅早年由于沒有遇上明主，所以郁郁不得志，差一點枉死在魏國。商鞅渴望使盡平生所學，立名于當世，立功于后世。所以，當他聽說秦孝公為重振秦穆公的霸業(yè)而下令遍尋天下賢才時，商鞅毅然離開讓他徹底絕望的魏國，只身前赴當時還是弱小的秦國。
商鞅本姓公孫，名叫鞅，他是衛(wèi)國國君某姬妾所生之子，后來之所以被稱為商鞅是因其在秦國封地的緣故。
秦國雖然弱小，地處偏遠，但像商鞅這種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人物想見秦孝公一面也是很難。為了理想抱負，商鞅俯身低就求秦孝公的寵臣景監(jiān)引見自己。
第一次見到秦孝公，商鞅言辭懇懇，孝公卻昏昏欲睡，沒聽進商鞅的一言半語。事后，秦孝公責備景監(jiān)，說他推薦之人乃迂腐呆滯之徒。
景監(jiān)也很無奈，這時商鞅再次求景監(jiān)引見，景監(jiān)對商鞅還抱有一線希望，所以再次答應了商鞅的請求。第二次召見，秦孝公懵懵懂懂，覺得商鞅說得有理，但不合他的心意。景監(jiān)被秦孝公責備后，將商鞅當做出氣筒。商鞅說，他用稱王之道開導秦孝公，但是秦孝公急于求成。事不過三，經(jīng)過兩次交談，商鞅已經(jīng)完全探知秦孝公的心愿，請求景監(jiān)第三次引見。秦孝公第三次召見商鞅，果如商鞅所料，他很信服商鞅的話。
原來秦孝公復業(yè)心急，復仇的心更加殷切，渴望在有生之年稱霸中原，重振秦穆公的雄風。古語云，欲速則不達。欲成大事，而又想在短短的幾十年內(nèi)辦成，唯有施行霸道。
后來，秦孝公召見商鞅幾次，商鞅都用稱霸之道開導秦孝公。秦孝公對霸道很癡迷，所以與商鞅交談時，他會不知不覺移席靠近商鞅，不厭其煩地聽其講解。
法家注重的是刑罰之學，商鞅知道法家的弱點，即威嚴過重，缺少恩德。但諸侯國爭戰(zhàn)不斷，商鞅久不得志，加之秦孝公誠心重用，他只能賭上一把，利用嚴刑峻法，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增強秦國國力。
面對疲弱的秦國，商鞅要輔助秦孝公稱霸，力圖一改舊貌只能施行變法。但商鞅變革遭到了保守派甘龍和杜摯的反對。
商鞅告訴秦孝公，心思猶豫不決則必然拖累行動，如果行動不果敢，則必然勞而無功。見解高遠的人不會拘泥于俗見，而見解獨到的人也未必會得到眾人的認可。愚昧的人不會事先謀劃，即使事情成功了，他們也不明所以；相反，聰明人謀事于未萌，料事于未發(fā)，對前因后果清楚明了。
這一席話的意思是，拘泥于俗見的人并不值得與他們商議變革大事，因為他們只會遵循過去的禮法，不懂創(chuàng)造。
甘龍等老臣過于尊崇過去的禮法，認為流傳下來的老規(guī)矩才是治理國家的良策。甘龍說，“圣人不會通過改變民俗來教育百姓，有智慧的人不會胡亂更改祖上禮法。順應過去的民俗以教育百姓，不用勞神費心就能成功，沿襲祖上禮法治理國家，百姓的生活才會有序，行為才會有依據(jù)，天下才會安定。如果擅自變法，天下必然大亂?！备数埵潜Ｊ嘏?，不僅不主張變法，還認為變法會帶來不利的影響。
變法的確會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反對，但如果一貫安于現(xiàn)狀，唯祖上之命是從，則只會守成，無法壯大國力。甘龍的觀點并不符合歷史發(fā)展的要求。
為反駁甘龍的觀點，商鞅朗聲說道：“聰明人負責制定禮法，愚蠢的人不知變通，天生注定是被聰明人的禮法約束的命。賢能的人懂得因勢變更法度，無能的人蠢笨如石，只會傻傻堅守，全然不知因時而變?！?p> 這幾句話，字字如利箭射中甘龍的要害，甘龍無言以對。商鞅話鋒逼人，霸氣凜然，老臣杜摯起身反駁。
杜摯的意思是，如果沒有百倍的利益，最好不要貿(mào)然變更禮法；如果沒有十倍的功效，最好不要更換國家舊器。堅守祖上禮法不會有過錯，讓百姓安于俗見不會出現(xiàn)偏漏。如果當冒失鬼，肆意妄為，難免擾亂天下。
杜摯的話不是沒有道理，但如果只因懼怕變法會帶來不利影響而一味排斥，勢必會喪失變法的最佳時期。
面對這兩個頑固派，商鞅越戰(zhàn)越勇，他說道：“治世不一道，便（變）國不法古（《史記·商君列傳》）?！边@話的意思是，治理國家并沒有亙古不變的禮法，只要有利于國家，舊的禮法是可以被超越的。
春秋五霸都是先經(jīng)歷國內(nèi)變革才先后稱霸，秦穆公稱霸就得益于五羊大夫的輔助，最終成為一方霸主。秦孝公立志圖強，苦無善策，商鞅才高志大，秦孝公自然極力支持。
兩千年前的“真人秀”
在禮崩樂壞的戰(zhàn)國時代，諸侯國以利相交，彼此毫無信譽可言。百姓遭受接連不斷的戰(zhàn)火，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過著有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他們渴求安定的生活。
百姓只求溫飽，不能與商鞅等人謀劃變革大事，但社會的變革最終要體現(xiàn)在百姓的日常生活當中，他們才是變革的最終承擔者。如果國家脫離百姓，只有上層變革，那無論這個國家的上層如何先進，它都只是一只紙老虎。
商鞅意識到頒布新法如果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貫徹執(zhí)行起來勢必困難重重。在農(nóng)耕社會，百姓是決定一個國家實力的重要因素。商鞅雖不相信人民的智慧，卻相信人民的力量。為了保證新法在百姓中順利地進行，商鞅認為必須取信于民。
為了取信于民，商鞅在秦國國都城南門立了一根三丈長的木頭，下令說，只要有人搬木頭到北門，國家賞賜十金作為報酬。
搬動一根三尺長的木頭，賞賜十金，做這么小的一件事情卻付如此高的酬勞，百姓初時并不相信。很多百姓站在城門外觀望，不知商鞅葫蘆里賣的什么藥。觀望者越來越多，卻仍無人向前搬動木頭，商鞅增加賞金到五十金。
作為智識超凡的大才，商鞅不僅對刑罰深有鉆研，對人性更有一套獨特的見解。大概而論，儒家信奉人性本善，要求朝廷不要肆意干預百姓，相信百姓會朝善的一面發(fā)展。與儒家不同，法家覺得人性本惡，認為百姓需要朝廷嚴加管理，否則人必趨向壞的一面。
當時，人皆趨利避害，很少有孟子所謂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孟子》）。首先，經(jīng)過春秋、戰(zhàn)國之亂，作為人們行為準則的周禮已經(jīng)徹底崩潰了。社會上層將周禮當做實現(xiàn)目的的幌子，社會下層直接視周禮如無物。為了生存，很多人都是茍且偷生，內(nèi)在的道德觀已經(jīng)崩潰。
商鞅將賞金從十金增加到五十金，就是想以重利誘導百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賞金加到五十金后，百姓人頭攢動，三三五五，交頭低聲商議。人人躍躍欲試，但仍無人敢出來搬木頭。就在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候，人群里終于走出一個人，他說：“讓我來試試?！闭f著他就把木頭扛起來，將其搬到了北門。商鞅果真派人賞給那個扛木頭的人五十兩黃金。
這件事傳開后，在秦國引起了轟動。老百姓都相信左庶長商鞅是個言而有信的人。
城門立木，只為取信于民。商鞅通過此事就是想告訴百姓，讓他們相信朝廷。凡是朝廷頒發(fā)的詔令，一定言而有信，不問身份尊卑，對有功者必賞，對違法者必罰。
自古以來，“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都是堂而皇之的謊言。百姓見商鞅做了一件很真實的事，更希望看到商鞅兌現(xiàn)諾言。
經(jīng)過城門立木一事，百姓記住五十金，記住改革家商鞅，更記住朝廷一定言而有信。在信譽淪喪的戰(zhàn)國，取信于民是眾諸侯國最想做卻最難做的事。商鞅在城門立木，一舉贏得百姓的信任，破除百姓對朝廷的猜疑，為變法贏得了民眾信任的基礎。
宋朝的大變法家兼文人王安石，寫了一首七絕，直接以“商鞅”為名，就是贊頌商鞅能夠取信于民：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既表達王安石對商鞅取信于民的敬服，也表示王安石自己渴望取信于民的殷切心情。王安石與商鞅這兩位大改革家，仿佛超越歷史時空的限制，使兩顆改革的心靈相遇。
得到民眾的支持后，商鞅開始正式主持變法。
商鞅一共主持了兩次變法，第一次變法主要包含以下內(nèi)容：
第一，整理戶籍，命令百姓十家編為一什，五家編為一伍，各家互相監(jiān)視檢舉；如果有一家人犯法，十家連帶治罪。
在農(nóng)耕社會，百姓的多寡影響土地的開發(fā)程度。商鞅整理戶籍，有助于管理秦國的人口。商鞅施行連坐法，讓百姓互相監(jiān)督，大大減少了犯罪行為。
第二，如果發(fā)現(xiàn)奸惡之人，隱瞞不報的人將被腰斬，告發(fā)之人受到的賞賜與上陣斬殺敵首同等，窩藏奸惡之人受到的懲處與投降敵人的人受到的同等。通過第二條法令，秦國就徹底滅除奸惡之人生長的土壤。如果國家沒有奸惡之人，百姓自然相安無事，努力發(fā)展生產(chǎn)。
第三，如果一戶人家有兩個壯丁不分家，他們家的賦稅將要翻倍。商鞅強迫成年男子分家，目的就要他們自食其力，共同為發(fā)展秦國的生產(chǎn)奮斗。
經(jīng)濟實力是戰(zhàn)爭的支柱，戰(zhàn)斗裝備和戰(zhàn)時后勤的補給全取決于經(jīng)濟實力。如果沒有強大的經(jīng)濟實力，軍事的發(fā)展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國家自然無法擴張。
法令還規(guī)定，凡是致力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增收糧食和增加布帛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勞役或者賦稅；如果因從事工商業(yè)或者自身懶惰而導致貧窮的，他們的妻子都要被收為官奴。這條法令，將百姓的努力方向引向農(nóng)耕，有利于促進農(nóng)業(yè)發(fā)展。
第四，有軍功的各按標準升爵受賞，沒有軍功的王族不能列入家族名冊。如果私下斗毆，將按性質的惡劣程度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這條規(guī)定，將百姓的暴力引向戰(zhàn)爭，同時解除了王族的一部分特權，為百姓開辟了一條向上層社會升遷的道路。商鞅強調(diào)按軍功授爵，激發(fā)了下層有才之人的斗志，為秦孝公招攬了大量人才。
第五，明確爵位尊卑。官吏按等級差別占有土地、房產(chǎn)，甚至家奴的衣裳和服飾也要按爵位尊卑穿戴。軍功是百姓獲得爵位的主要途徑，為了鼓勵百姓積極參軍奮勇殺敵，商鞅仍然強調(diào)爵位的尊貴，這有利于提升有軍功者的社會身份。
法令還特別規(guī)定，只有立下軍功的人才能夠享受社會的顯赫榮耀，沒有軍功的人即使極富也不能享受社會榮耀。
第一次變法有三大作用，第一強調(diào)發(fā)展生產(chǎn)，增強國力，這體現(xiàn)在鼓勵農(nóng)耕政策上；第二強調(diào)建立軍功，提升軍人的社會地位，這是戰(zhàn)爭方略；第三強調(diào)維持社會穩(wěn)定，杜絕犯罪，這是以嚴刑峻法的方式穩(wěn)定社會秩序。
從變法的內(nèi)容來看，變法很單調(diào)，處罰嚴苛，過于冒進，容易引起百姓不滿。百姓懶散慣了，突然實施整理戶籍和連坐法，他們深感不適應，雖然如此，但威懾于商鞅的嚴刑峻法，不敢多言議論，只能將不滿往肚子里吞。
新法實施了一年多，百姓怨聲載道，僅是國都就有1000多人非議新法。商鞅聲威凜然，但也不敢輕易觸動眾怒，正當商鞅為新法的推行而焦慮時，太子觸犯了新法。
變法缺乏威信，正需要樹立威信，正想殺雞儆猴，有人偏偏在這個時候撞到刀口上，真是天助商鞅。商鞅告訴秦孝公，新法難以推行，因為上層隨意冒犯，下層接連效仿，致使新法喪失威信。
城門立木樹立了改革的信譽，商鞅需要再次懲罰高官，樹立新法的威信。
觸犯新法的是太子，太子是未來的國君，不能輕易施加刑罰。但是，如果不懲罰太子，就不能樹立新法的威信。兩難之際，商鞅采取一個折中的辦法，處罰太子的監(jiān)督官和老師，于是太子的老師公孫賈被處以墨刑。
墨刑就是用刀刺刻臉部，然后涂上墨汁。太子的老師遭到商鞅如此羞辱，太子自然痛恨商鞅，同時下層也因此事見識了商鞅的威嚴。
《史記》記載，“明日，秦人皆趨令”（《史記·商君列傳》）。意思是懲罰太子的監(jiān)督者和老師后，秦國百姓都按新法令行事，可見商鞅這個改革家既堅決又果敢。
處罰太子的監(jiān)督官和老師后，再沒人敢非議和敢阻礙新法。反對的言論被壓制后，新法順利地推行開來。新法推行7年后，收到了明顯的效果，戶戶家給人足，夜不閉戶，道不拾遺，占山為王或者攔路搶劫的現(xiàn)象變得少之又少。
變法之后的秦國經(jīng)濟發(fā)展迅速，有足夠的經(jīng)濟實力應對戰(zhàn)爭的消耗。更為重要的是百姓勇敢作戰(zhàn)，以私斗為恥。全國的暴力都藏在軍隊里，指向其他諸侯國，秦國國內(nèi)則社會秩序安定，沒有違法亂紀的事。
經(jīng)過第一次變法，秦國走上了富強之路。
國家雖然富強，但社會仍處在高壓政策之下，百姓很忌憚連坐法。生活在秦國，百姓必須事事小心，處處留神，不能說錯話更不能做錯事，仿佛頭頂懸有一柄利劍。
經(jīng)過幾年的改革，原先非議新法的人獲得利益后，開始鼓吹新法。商鞅聽聞后，認為那些人會擾亂教化，于是將他們遷移到周邊小城。
商鞅變法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因此他能夠大刀闊斧地改革。作為改革家，商鞅十分剛毅，敢想敢做，所以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觸犯了很多人的利益。樹敵太多注定了商鞅的悲劇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