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竦知人善任，能任用人才。范仲淹不得志時，夏竦見他是個難得的人才，在任陜西四路經(jīng)略安撫招討使時就保薦范仲淹任副使，使范仲淹與韓琦成為他的左右手。
范仲淹給夏竦寫了《謝夏太尉啟》，啟中說：“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p> 沒想到，在隨后的“慶歷新政”中，夏竦和范仲淹成為政敵。
大宋慶歷三年（1043年），西夏李元昊請求議和，西方邊事稍寧。因為范仲淹在對西夏作戰(zhàn)中表現(xiàn)突出，宋仁宗非常欣賞范仲淹軍事才能，加封為樞密直學(xué)士、右諫議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后來又召范仲淹回京，授樞密副使，又擢拔歐陽修、余靖、王素和蔡襄為諫官（俗稱“四諫”）。八月，仁宗直接罷免副宰相王舉正，再拜范仲淹為參知政事。
隨后，仁宗召知蔡州的夏竦回京任戶部尚書、樞密使。但這詔令一出，即遭到朝中御史、諫官的激烈反對。御史中丞王拱辰及諫官范仲淹、余靖、蔡襄紛紛上書，言夏竦“奸邪”，萬不能予以重用。
當(dāng)時，夏竦已至國門，仁宗不得已，令其不得覲見，后選杜衍出任樞密使。
此等結(jié)果，對于一心在朝堂有所建樹的夏竦來說，無疑是一次致命的打擊。
自北宋建立，到宋仁宗慶歷年間，經(jīng)濟(jì)增長的同時，社會危機也在發(fā)展，逐漸突顯出“冗員”、“冗兵”、“冗費”弊端，給宋朝帶來巨大負(fù)擔(dān)，也催生了土地兼并和政治腐敗。
針對這些問題，仁宗多次召見范仲淹、富弼等人，征詢天下大事。范仲淹認(rèn)為事有先后，朝廷陳弊積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仁宗再次賜給范仲淹御筆親寫的詔書，又為這件事打開天章閣，召集二府的大臣按條奏對。
范仲淹退朝后，作《答手詔條陳十事》，以“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十事上疏仁宗。
仁宗看后，采納了范仲淹的條陳，以詔書頒布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輔臣反對而作罷，圍繞九件事開始改革，史稱“慶歷新政”。
此時，心灰意冷的夏竦去亳州任職，但朝堂之上對其的進(jìn)諫并沒有結(jié)束，夏竦面對“言者猶不已”的情形，上萬言書自辯。翰林學(xué)士孫批答為“圖功效，莫若罄忠勤；彌謗言，莫若修實行。”
自從宋仁宗親政后的十年間，夏竦多被外放，夏竦自認(rèn)為自己干得不錯，這次任命為樞密使，得以回歸朝廷。沒想到卻慘遭群臣口誅筆伐，回歸朝廷無望。
與之相對應(yīng)的是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受到重用。諫官蔡襄言“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庶民歌于路…眾邪并退，眾賢并進(jìn)，海內(nèi)有不泰乎？”蔡襄將這次朝臣的重新任命歸結(jié)為進(jìn)賢退邪。
國子監(jiān)直講石介是當(dāng)時有名的“憤青”，他寫了一首《慶歷圣德詩》，在詩中極力推崇范仲淹、韓琦等人，而把夏竦等稱作“妖魃”、“大奸”。
夏竦丟了樞密使的官職，本來就窩火，現(xiàn)在又被石介稱為“大奸”，受到天下人的恥笑，心中的惱恨可想而知。
從政治上講，夏竦屬于保守派，本來就反對新政，但他和范仲淹、韓琦之間并沒有私人恩怨。新政派石介這一攪合，也引發(fā)了他對范仲淹、韓琦等人的敵視。
夏竦出手了，一出手就直擊新政派的“命門”。
慶歷四年（1044）初，他鼓動朝臣說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石介等拉幫結(jié)派，是“朋黨”，引發(fā)了朝廷對“朋黨”的爭論。
宋仁宗與朝臣論及對朋黨的看法，范仲淹回答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圣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于國家何害？”
朋黨是歷朝統(tǒng)治者的大忌，“朋黨”前面加上“君子”，它還是“朋黨”。范仲淹公然承認(rèn)自己是“君子之朋”，引起了宋仁宗的疑懼。
同年四月，歐陽修寫了《朋黨論》，公然宣稱“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边€進(jìn)一步指出“故為君，但當(dāng)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這就是間接承認(rèn)了他們和夏竦、呂夷簡之間的私人恩怨就是“朋黨之爭”，這無疑是在挑戰(zhàn)宋仁宗的心理底線。這讓宋仁宗對新政派十分不滿，對改革的熱情也消退了。
接著，夏竦又發(fā)動了第二輪攻擊，這次直接拿石介開刀。
石介給時任樞密副使的富弼寫了一封書信，讓富弼行“伊周之事”。伊川和周公都是大名鼎鼎的功臣和忠臣，石介這是在勉勵富弼為宋仁宗鞠躬盡瘁。
不想這封信竟被夏竦截獲了，夏竦讓女婢練習(xí)石介的筆跡，然后把“伊周”改為“伊霍”。
一字之改，意思大為不同?！耙粱簟比∥鳚h權(quán)臣霍光廢立皇帝之意，廢立皇帝是大逆不道之罪，足以誅九族。
夏竦把信交給宋仁宗，宋仁宗雖不相信石介、富弼敢廢掉自己，但加深了對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反感。范仲淹和富弼也驚懼不安，都要求外放。不久兩人都離開京城，保持原職宣撫地方去了。這兩位新政派領(lǐng)袖的離去，也基本宣告了“慶歷新政”的失敗。
慶歷四年（1044）十一月，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搞了個“進(jìn)奏院案”，隨后宋仁宗下詔書，公開批評范仲淹這些“朋黨”，新政派官員全部被貶出朝，“慶歷新政”徹底失敗。
石介成為眾矢之的，被外放通判濮州，還沒到任，就于慶歷五年五月，病死在家中。
“慶歷新政”是北宋朝廷為解決國家三“冗”的弊端而進(jìn)行的一次改革嘗試，這次改革觸動了朝廷中守舊派的利益，受到守舊派的攻擊，十六個月后逐漸被廢棄。
從“慶歷新政”發(fā)展的過程看，夏竦偽造書信逼迫范仲淹下野成為重要的轉(zhuǎn)折點，而宋仁宗放范仲淹離京成為新政走向結(jié)束的標(biāo)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