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度量衡，天下同準
在戰(zhàn)國時代，各諸侯國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公元前221年秦統(tǒng)一中國以后，秦始皇便統(tǒng)一度量衡，統(tǒng)一度量衡不僅對鞏固封建主義中央集權(quán)制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對加強全國各地的經(jīng)濟聯(lián)系、促進文化和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起到積極的作用。漢承秦制，并無多大變化。
漢武帝時代，外事四夷，拓疆擴土，周邊增加了許多郡，都是秦統(tǒng)一領土之外的地方。這些地方也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又與周邊地區(qū)相互影響，使全國范圍內(nèi)的度量衡出現(xiàn)了混亂，出現(xiàn)不統(tǒng)一，無法像秦朝一樣。而漢朝也沒有做過統(tǒng)一度量衡工作。所以，一直到了王莽，才把統(tǒng)一度量衡工作為一切事情之重，優(yōu)先統(tǒng)一度量衡。
漢平帝時期，劉歆[(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字子駿，后改名劉秀。西漢宗室、大臣、經(jīng)學家，楚元王劉交五世孫，經(jīng)學家劉向的兒子。漢成帝時，劉歆以通《詩》《書》，能屬文而被召為黃門郎。河平元年（前28），奉命與父劉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舉凡諸子、詩賦、數(shù)術(shù)、方技無所不究。后為中壘校尉。漢哀帝初，大司馬王莽薦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又領?！段褰?jīng)》，完成父親未競事業(yè)，總?cè)簳悇e為《七略》。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建議立《周禮》《左傳》《毛詩》《古文尚書》等古文經(jīng)于學官。遭今文學博士反對，因移書太常博士責之，語甚激切。由此觸犯執(zhí)政大臣，出為河內(nèi)太守。后歷任五原、涿郡太守、安定屬國都尉。漢平帝時，王莽執(zhí)政，征入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使治明堂、辟雍，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又與甄豐、王舜等稱頌王莽功德，議立安漢、宰衡之號。王莽代漢，拜劉歆為國師，封嘉新公。后謀誅王莽，事泄自殺。其著有《三統(tǒng)歷譜》，計算出圓周率為3.1547，世稱“劉歆率”。原有著作已佚。明張溥輯有《劉子駿集》收入《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就負責統(tǒng)度量衡的工作。王莽時代，劉歆因多次幫助王莽而被封為國師，所以王莽認為他有經(jīng)驗，便讓他統(tǒng)一的度量衡。劉歆也不負重望。后來載入班固寫的《漢書?律歷志》，而這是我國第一部完整的度量衡史籍。
據(jù)王國維說，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王莽曾將一種量器頒行天下，共一百余件。以此器為標準，天下度量衡再一次得到相對意義上統(tǒng)一。這一百余件量器，后來在朝代變遷中逐漸消失于歷史之中，雖然歷史上又多次發(fā)現(xiàn)這種量器。但如今故宮博物院坤寧宮也僅有一件完好的量器，王國維稱其為“新莽嘉量”。王莽時代的度量衡標準器，只有新莽嘉量是完整的原器，度與衡的標準均已破損殘缺。不過，今人可以根據(jù)現(xiàn)存實物和史書記載研究可以還原王莽時代的度量衡全部定制與標準。
“新莽嘉量”中央是一個大圓柱體，近下端處有底，底上為斛量，底下為斗量。兩邊還有兩個小圓柱體:一個小圓柱體，底在下端，為升量;另一個小圓柱體，壁甚厚，底在中間，底上為合量，底下為龠量。這個量器，向上是斛、升、合，向下是斗、龠，共五個量。這五個量內(nèi)均為圓形，但徑長多少卻沒有記截。
同時在斛上銘文中記載，斛深一尺，斛內(nèi)圓容一邊為一尺的正方形，正方形四角與斛內(nèi)壁不直接，略有空隙。這樣，尺的標準就可以推算出來了。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尺的十分之一為寸，百分之一為分。尺的標準確定以后，分、寸、尺、丈、引五度也就可以隨之確定了?！稘h書.律歷志》說嘉量“其圓象規(guī)，其重二鈞”，新莽嘉量重量的一半就是一鈞，鈞的標準確定以后，根據(jù)“二十四銖為量，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銖、兩、斤、鈞、石五權(quán)的標準量也就明確了。
因此，發(fā)現(xiàn)新莽嘉量原器，在中國度量衡史上意義重大，同時整個中國度量衡實制，幾乎都可以由此器證實，對后世乃至如今都有影響。
據(jù)劉復推算的結(jié)果，新莽的一尺為23.08864公分;新莽的一升為200.63492公撮;新莽的一斤為226.6666公分(克)。按古代貨幣來校驗重量也是一種可供參考的方法。用新莽時代的貨幣平均重量，計算得出一斤為218.794公分(克)，比嘉量所推算出的值要小一些。可能由于貨幣在商品交換中不斷流通、磨損，而嘉量則不磨損的緣故。
新莽所流傳下來的度量衡標準器并不多，而它的影響卻十分保遠。度量衡于始建國元年頒給各郡國，起了統(tǒng)一度量衡的作用，后來，雖然標準量器(原器)丟失不在，但當時統(tǒng)一下來的定制卻一直在民間運用。而東漢建立仍是采用王莽時的定下的定制。
王莽度量衡改革影響很大，基本上奠定了中國以后兩千多年的度量衡制度的格局。這也是王莽改制中對中國歷史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也有被后世稱贊的一次改革，受后世肯定。
(二)行周之禮樂，倡禮樂之風
新朝建立以后，王莽是言必稱三代，事必據(jù)周禮，將所有的政令、制度、設施、改革方案，從王田奴隸政策、五均六管之法，到爵位、官制、禮樂，總而言之，一切言談舉止，都在模仿西周禮樂制度。為啥?是為了博一個周公再世，英明圣賢的君主名聲。
始建國四年(公元12年)二月，王莽親至明堂，與百官、儒士進行了一場授茅土活動，現(xiàn)在看起來十分搞笑，但也使他的目的成功了。他以《尚書》《周官》《詩》等儒家經(jīng)典為依據(jù)，制定出一個地分九州，爵有五等，裂地分封，授爵授茅土的辦法。王莽的這個活動，是想用被他理想化后的分封制來欺騙官吏與豪族，讓他們在對未來的領及財富的向往不已，使其支持政權(quán)，不心懷反意。
王莽登基為皇之后，便十分熱忠于制禮作樂之中。因為在他認為中，禮與樂更多在外，最易使人愉悅。王莽登基時，就對新朝的正朔、服色做了有區(qū)別于漢朝的規(guī)定。不過因為禮樂制度涉及的范圍太多，他一時也來不及對漢朝的禮樂制度實行全面的改定，只能急用先改，對某些急用禮樂做了修改如朝禮做了部分變革。天鳳元年(公元14年)，王莽打算行巡狩之禮，雖然沒有實施，但也制定了一套巡狩之禮，這個也算是白費了。始建國次年（公元10年），王莽接受表弟王舜的建議，集天下賢能之士皆來長安，開始編匯《漢語典》《醫(yī)典》《婚喪典》《文學典》等重要典籍。天鳳元年春三月乃成。第二年，他又集合一群公卿大夫、文人學士“制禮作樂，講合《六經(jīng)》之說”，然后進行全面、大規(guī)模地制禮作樂的活動，頗有當年周公制禮樂之風，但終究不如周公，必竟模仿再像也只是模仿。
據(jù)《漢書王莽傳》記載，天鳳六年(公元19年)，“初獻《新樂》于明堂、太廟”。地皇三年(公元22年)正月，九廟建成，王莽舉行謁廟大典，這表明已有了祭祀祖廟的禮樂。[(九廟”除王莽自定的九座外，還包括了三個遠祖——帝嚳、田和、田建，由于廟數(shù)應指常數(shù)，故以“九廟”稱之。也有人認為，多出的三個是新廟，即王莽自留廟及其子孫有功德而為祖、宗者。而王莽之所以稱“起九廟”而建十二座，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漢王朝生前立廟但不稱“廟”的傳統(tǒng)，因此王莽在世之時不能宣稱為自己立廟。這種生前立廟但不能稱“廟”的現(xiàn)象，有漢以來就存在，是漢王朝的固有觀念。九廟建成不久，即毀于王莽末年起義軍兵臨城下的點燃的那一場大火，火力之猛竟然將土夯臺燒得像紅磚般堅硬，但是遺址中仍發(fā)掘出大量精美的瓦當。瓦當，是指古代中國建筑中覆蓋建筑檐頭筒瓦前端的遮擋。其中中心建筑內(nèi)出土的月牙形瓦當成三星拱月，院內(nèi)鎮(zhèn)守四方的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當至今仍栩栩如生)]。其他禮樂情況，已不清楚，無歷史記錄。